钱冬生

全球发展证伪“历史终结论”

这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文章，特转贴过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取向”？

一、进入21世纪，是不是出现了“另一种政策取向”？

二“普惠制”的造福平民？“特殊利益集团”与

弱势群体的贫困？

三、“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

最近有一种说法：进入21世纪，“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其根据是改革不是“普惠制”的造福平民，从而出现了“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 “国进民退”， 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一、进入21世纪，是不是出现了“另一种政策取向”？

进入21世纪，是不是出现了“另一种政策取向”？如果真的出现了“另一种政策取向” 而且“占了上风”，那么这另一种政策取向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取向？

进入21世纪，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及随即举行的一中全会完成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政策取向有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呢？应该说基本没有，要说有，也只是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就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它绝不是“另一种政策取向”。

十六大报告（2002年11月8日至14日）总结经验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发展要有新思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

可见，进入21世纪，不存在什么“另一种政策取向”。而是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统一的。改革促进和保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呼唤和要求改革。

 二、“普惠制”的造福平民？“特殊利益集团”与

弱势群体的贫困？

认为进入21世纪“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的一个论据是：此前（20世纪的20多年）的改革是“普惠制”的造福平民，而之后的（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方向变了，出现了“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和“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

上世纪1978年以来的改革，当然是惠及大多数人民的，特别是几亿农民脱贫，因此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改革中不同群体受益是不同的。一部分人（包括城乡）靠自己的劳动、知识或经营富了起来，有些人开始上升到中产阶层，还出现了亿万富翁。这都是改革的成果，社会的进步。也确有不少人承受了牺牲。当时的国企改革，大规模地减人增效，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至少暂时没有受益，一部分工人很难再翻过身来。要知道，那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当然，这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说到“特殊利益集团”，不能回避，它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例如，利用价格双轨，以权谋私，一夜暴富。90年代，在国企转制中，一批国企内部的高管以MBO（管理层收购）的名义，玩弄各种手法，攫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土地批租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90年代的一些年份就很严重了。当然，这期间的国企改革也好，房地产业市场化也好，都是应当基本肯定的改革，出现那些问题不是主流，在一定程度上难免。

我们绝无低估上世纪20多年改革伟大成就的意思。没有当年，哪来今天。

我们只是说不能在21世纪之前的改革和进入21世纪的改革之间硬挖出一条沟，给前者贴上“普惠制”标签，而说后者“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导致 “特殊利益集团”和贫困化的“弱势群体”（实即两极分化）。

恰恰相反，十六大以来，在前20多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党中央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新思路，针对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发展战略上注重中西部的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特别强调“三农“这个重中之重，更加强调改革惠及广大人民，更加关注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首先是惠农，取消“千年皇粮”、实行真正意义上（免费）的义务教育、对种粮农户实行直补，近年进行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城市低保和失业救济，城乡的养老保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城乡医疗改革。针对城市高房价，实行保障房措施。大学连续多年扩招，并加大助学力度，使更多家庭的子女得以接受高等教育。

浸入21世纪以来，的确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农村一些地方的征地，造成一大批失地农民，他们失地、无岗、无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背后往往有官员腐败。但这谈不上是“政策取向”，恰恰相反，是违法、违规，破坏政策造成的。

去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党中央迅速反应，果断决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特别是保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体现，已经收到显著成效，它尽可能缩小了经济减速带来大规模下岗、失业这种严重后果。中国的这个成就是世界各地一片经济衰退中罕见的亮点。

难道这是导致弱势群体贫困化的政策取向？如果说这是“另一种政策取向”，这个政策取向有什么不好？

不能否认，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但是改革以来城乡大多数人的收入不断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生活持续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有城乡消费市场的繁荣作见证，也是大家从日常身边发生的事情可以感受到的。国家整体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式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是市场化改革一定阶段难以避免的，是改革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是进入21世纪才冒出来的。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找出缓解这个趋势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持续的改革和发展；靠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靠科学发展，靠全面协调平衡的发展，靠公平分配，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三、“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

认为进入21世纪“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的又一个论据是所谓“国进民退”代替了“国退民进”。

所有制结构改革始终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制，可说是大踏步的“国退民进”，加上乡镇集体企业几乎全部转制，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非公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同时国有经济通过股份制改革和重组，以及改善经营管理，大大提高了效率，开始做大做强，保证了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10月8日报道：

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其中，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5159.7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6586.3万人；外资企业从业人员2700万人；港澳台等其他从业人员9334.4万人。（截止到2007年3月底，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6663.4万人）；截至2005年底，城镇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仅有7298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6488万人）。2007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80%以上由非公有制经济吸纳。  

2005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GDP比重为6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国GDP比重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占全国GDP比重约为15%。2006年，个体工商业总产值10731.6亿元，比上年增长9.4%；私营企业总产值31855.1亿元，比上年增长16.1%。 

另据2008年11月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在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广义的民营经济已经占中国GDP的65%，中国经济增量的70%到80%来自非公经济。在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渠道，占全国的75%。

显然，从这一组数据得不出“国进民退”的结论。

观察和衡量“国”和“民”的“进”或“退”，必须看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否得到贯彻，是否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看总的趋势是否“国进民进”。由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和“民”各自的“进”或“退”必定是个动态过程。一定时期内的“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是很自然的。

看来，把所谓“国进民退”作为“另一种政策取向”论据之一，是对2008年以来中央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措施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

有人责备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巨大蛋糕”大多被"国"字号切走”。尽管有争议，但在我国，尤其是面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而投资方向必须坚持不搞一般加工工业，不搞重复建设，把重点放在民生、“三农”，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据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这4万亿元投资的安排，基础设施的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等，大体上是15000亿元左右。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方面，大体上是1500亿元。节能减排、生态工程大体上是2100亿元。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大体上是3700亿元左右。以上加起来是30000亿元。再加上汶川大地震重点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10000亿元，总的构成就是4万亿元。

所需资金中中央政府的投资是11800亿元，其余一部分需要地方承担，还有一部分吸收社会投资，包括企业的投资和民间的投资。

要求多吸收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参与经济刺激计划是合理的，事实上，中央政府保增长、保就业，除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还有一系列扶植中小企业的措施。这方面存在的障碍和工作不到位（如民营企业产业准入、融资、税收等方面）的问题应当解决。

按照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重点，这块大蛋糕大部分是切给国有企业了。然而，如果这块大蛋糕不是按照投资重点而按照其它导向，例如“国退民进”公式或所有制结构比例来分割，结果将如何？显然，这样做是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必然造成资金分散，难于达到有效保增长、保就业的目标，也不利于危机后长远发展的需要。

2009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增长，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这个令世人惊羡的成就，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应对金融、经济危机决策和基本措施的正确性，也反映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被指“国进民退”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或某些产业的调整。例如山西省煤矿的兼并重组。

数据显示，整合前，山西省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占70%以上；全省2600多座煤矿，实现机械化综采的只占11%，四成煤矿还是延续很原始的炮采方式。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山西中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大煤矿的10倍以上，资源回采率却不到大矿的1/3，只相当先进水平的1/4。

　　2004年到2006年，山西省曾试图用“资源有偿使用”办法，明晰煤矿产权，引导煤矿主做长期的经营投资，促成煤矿设备更新，生产效率和安全性提高。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山西煤炭生产的诸多顽疾仍然存在，尤其是重特大矿难事故层出不穷。重组整合可以降低煤矿事故死亡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不论整合中有这样那样的需要改进之处，整合的方向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要求，这也是一种改革。

这次整合也不是刻意地搞“国进民退”。据省政府介绍，重组兼并的主体并非简单以“国有”或“民营”划分，而是以产业水平划分。整合后，保留民营企业办矿的矿井仍占总数的28％，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数则占到保留矿井总数的53％。

其实，就全国来看，在企业重组兼并中，有国企兼并民企的，也有民企兼并国企的。而且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有的民企已经走出去收购外企。就是说，“国进民退”不能确切概括中国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分歧究竟在哪里？根本问题在于一些人头脑里凝固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信条在作怪。他们只许“国”不断地“退”，要求“民”必须永远地“进”，否则就是改革方向变了，就是“另一种政策取向”。他们对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无兴趣，科学发展观在他们眼里似乎也无足轻重。

中组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在《求是》发表长文解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文章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这是我们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干部的德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可喜之处是，党的干部主管部门终于认识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德为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文章说：“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干部队伍正处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不仅新中国成立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已全部退出领导和工作岗位，而且“文革”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已经或将要退出领导和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干部逐步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

“总体来说，现在的干部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宽、思想比较活跃、开拓创新精神比较强”。

“但由于一些干部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加上在个人成长中忽视“内功”修炼，以致在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前，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呈现明显不足”。

“许多干部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宗旨意识淡薄，对群众缺乏感情，想自己的东西过多，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有的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和组织讲条件，不愿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有的过分看重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忽视组织的培养、同事的支持和群众的努力，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复杂环境、长期艰苦实践的磨练，处理复杂问题、驾驭复杂局面、做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不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亟待提高。”

窃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时期，针对当时党的干部状况，强调用人要注重“实绩”，这是必要的，现在也还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如果还只是片面强调“实绩”、“政绩”（而且在不少地方这个“实绩”、“政绩”往往是被歪曲了的），这样的认识就大大落后于变化了的党情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似乎是老标准，而且对“以德为先”有些人也许还不以为然。然而，紧接着“德才兼备”之后加上“以德为先”，恰恰是新形势下的一个思想解放！

阅兵·反响·启示

大凡重大事件，其事后反响之热闹且好看，往往不亚于事件本身 。

新中国 60周年庆典的最大看点无疑是大阅兵。军队是国家权力的支柱，国家机器的一个主要部分，所谓“民主国家”也不例外。60岁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她的军力如何？10年一遇的大阅兵自然成了海内外观察的焦点。

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略经沧桑的老人，目睹天安门前我军一个个雄壮行进的方队，军容严整、训练有素、装备先进，无不为自己国家日益强大而自豪，深信旧中国那种“落后挨打”的年代永远结束了。

海外的反响就复杂了。武器装备行家们承认中国这次阅兵相当透明，他们对中国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看到更清楚了。

与中国人民的兴高采烈相衬映，海外媒体兴起了一波评论中国的热潮，各色人等的反响色彩纷呈，有些文章可说是五味杂陈。评论当然不限于阅兵，因为谁都知道，军力包括武器装备，是经济、工业、科技、教育和动员力、组织力等等因素组成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世界舆论赞叹新中国60年成就可说是主流。许多客观、友好的人士在赞叹的同时衷心钦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对中共60年来经历的曲折道路，不屈不挠的奋斗、探索和创造表示理解。60年来，中国闯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即使在西方也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承认以至认同。当然，他们各有自己的表述和解释，例如：“北京模式”、“权威主义政府+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文明国家论”，等等。认同程度不同，用意差别也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是多样的，百年来被认为世界发展范本的西方模式（“市场化+民主化”）不能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而中国这条有自己特色的、打破了经济学、政治学教科书常规的发展道路，显示出了优越性。

 也有一些论者，念念不忘对中国人叫卖西方民主陈旧老模式，不过换了个调子。一种论调是“制度崩溃论”，另一种是“制度责任论”。他们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国防建设和民生改善的成就，甚至慷慨地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于是变个角度，从中国内部问题和大国责任做文章，劝说中国人效法“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来构建保障现代化的“制度框架”，来尽自己的“大国责任”；否则，中国难免崩溃，中国还是国际上的另类。

国庆阅兵及其反响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北大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潘维在不久前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国际关系咏叹调》）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但我国很多学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把中国看做失败国家之一，或者行将失败崩溃。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受西方学者影响，认为拆掉我们的体制，拆故宫，建白宫，才能避免失败前景。问题是，‘落后’的体制若将导致我们失败，那是什么导致了我国的成功？ ”

“什么导致了我国的成功”？这个问题提得好。

中国的成功是在什么制度下获得的？这个制度是“落后”的、理应被另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替代的制度吗？“落后”的制度导致一个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找得出来吗？反之，我们倒是可以轻易在那些战乱不断、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的地方，找到的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那当然是“舶来品”、“输入型”。

近30年来中国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了前30年所创造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也吸取了所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应时代潮流，大胆实践，也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的元素。走出这条道路是历史性的伟大创新，绝不是照抄某种学说的教条、照搬某种制度的模式得来的。不管什么样的教条或现成模式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对中国近30年的历史路程稍有了解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不是长安街那样的平坦大道，我们不断克服障碍、绕过陷阱，乃至战胜一时的黑云压城、急风骤雨，才闯出了今天这样的新局面。今天，中国面对新的机遇：国力的增强使我们在国内国际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有了更多的选择来处理内外事务，发展自己。我们要实现新的任务：既有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又有制度创新方面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应对新的挑战：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包括难以预料的事件，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前进路上少不了艰难险阻、风风雨雨。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什么也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我们一定会在未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事业新的伟大成就。

事情的关键在党。新的复杂形势下，特别要求我们头脑清醒。不因赞誉而自满，不因压力而动摇，不因风险而却步，还要注意不上花言巧语的当，我们就能在正确道路上走得更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要从多方面努力，而关键在发展党内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依靠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党的肌体，荡涤腐败，刷新党风，党将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而立于不败之地。

再谈“慎言普世价值”

——与湘西汉子探讨

很高兴和你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不过见过、听过、想过几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大事， 因此有了一些看法。

（一）你坚信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认为它就是“正义的人的生存之道”，我认为这无可非议。一个人向往、追求正义，把正义作为自己心中的最高价值，说明他有理想。

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世界上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心向往之，许多政党也都把它列入自己的纲领、主张。所以我说，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具有普世价值。

你又感到这些东西很“渺远”。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它远不是如书本、宣言、文章中说的那么美妙。事实上，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有很大差别的，都是有局限的。

而且，某个阶级、某个集团认为是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东西，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集团却认为不是。也就是说，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从一般概念进到现实生活，人们往往对它就缺乏共识，于是一些人有理由否认其普世价值。

我认为不必过多地争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各人可以有各自的看法，这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的要害。

（二）我说要慎言“普世价值”，因为确有一种主张，认为西方主要是美国的体制模式，例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是最优越的，最终的制度，应该推广到全世界。当然，这样主张的首先是美国自己。然而，这是虚假的。一、它是为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的。典型的事例是“9.11”以后美国的当权者利用假情报制造由头、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进攻一个主权国家伊拉克，企图靠导弹与坦克输出“民主”。二，美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利益给世界各国贴上“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的标签，舆论界（主要是西方）也跟着这样叫喊，几乎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它离世界各国的现实有多远，它有多少合理性和科学性？世界历史和现实证明，西方的民主模式没有普世价值。三 、目前还在持续的金融危机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恶果，它暴露了市场经济的局限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这在许多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共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恒的，它终究会被更高更进步的制度所代替。

（三）、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是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要独立自主，独立思考，不管什么主义，都不能照抄照搬。走自己的路，绝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是全面的、大量的，在经济、科技、教育、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随处可见。不过我们从总体上没有简单模仿或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是，确有一些人，以各种理由，劝说或施压中国，要求把西方的模式，特别是政治体制模式全套搬过来，其理由之一是据说这套东西具有“普世价值”。然而采纳这种主张，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它带给中国人民的只能是混乱、分裂和软弱。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中国历史和世界现实告诉我们的。去年在拉萨、最近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事情就是警示。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和变化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不仅从中获得物质上的利益，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最好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和发展的成就得到世人的广泛肯定，以至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人议论起“中国模式”（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个说法）。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改弦易辙走邪路？

我们不会固步自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还不发达，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很多。中国要真正富强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还不成熟，不完善，还有缺陷。中国的体制要成熟、完善起来，需要一个探索、改革、创新的过程。这需要时间，而且不是短暂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主创新，我们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能够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中华民族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在这个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有了共识，关于是否有“普世价值”的讨论也就好说了。

冼星海——岩石缝里长出来的一棵大树 

   几年来，我们这个音乐欣赏班里的老年人听了许多西洋古典音乐，最近要听听中国自己的音乐了。在搜索中国民族音乐家和民族音乐资料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中国近代音乐开拓者，大大地感动了我。他们的名字，赵元任、刘天华、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大多是知道的，也知道他们都是进步的、爱国的音乐家。但对他们的生平了解得很少。读了周畅著《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中的有关资料，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苦难的旧中国，学习和发展新的音乐文化，开拓中国的音乐事业。其中不少人还出洋留学，洋为中用，回国后投身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大众相结合。“土”“洋”音乐家创作了大批洋溢爱国激情、革命精神而又有高度艺术性的的传世佳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特别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的一生最为感人。一个遗腹子，靠母亲当佣工维生，断断续续上了私塾、高小、大学预科。半工半读，当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学会了小提琴、单簧管，在管乐队中档指挥。赴巴黎求学，做饭店堂倌、修指甲店和咖啡店杂工和乐师，挨冻受饿。……

    以下是《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周畅著）中关于冼星海生平的摘录：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对革命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颗最灿烂的星。

   冼星海是广东番禺县人，1905年生于澳门。在旧社会，他家是属于水上生活的“蛋民”，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冼星海是个遗腹子，还在娘胎里父亲便去世了。6岁时随母亲到南洋，靠母亲做佣工维生。星海在南洋、私塾里读了4年四书五经，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学了一年英语，在华侨办的岭南分校念了两年高小。1919-1925年，又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和岭大预科念书，半工半读，靠当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维持生计。此时他已学习小提琴，吹单簧管，并且在一个美国人办的管乐队中担任指挥。

    1926年，进北京大学传习所，学习理论和小提琴，同时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1927年。进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去巴黎求学。在巴黎，生活非常困苦，做过饭店堂倌、修指甲店和咖啡店的杂工和音乐师，挨冻受饿。但他以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从奥别多菲尔教授学习小提琴，从丹地教授学习作曲。他住在七层楼顶端的一间狭小的矮房间里，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占去了所有的面积，他只能站在桌子上，半截身子伸出天窗，在寒风中，向着月亮和星星练习他的小提琴。在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切人生和祖国的不幸，苦、辣、辛、酸都涌上心头，他借风述怀，写成了女高音、单簧管、钢琴三重奏《风》。后来又靠进法国国立巴黎音乐学院。师从印象派名家杜卡教授学习作曲。

    1935年夏末，冼星海从巴黎回到祖国，住在上海，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思想影响之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写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歌曲，如《救国军歌》、《战歌》、《青年进行曲》、《流民三千万》、《莫提起》、茫茫的西伯利亚》、《热血》、《夜半歌声》等等。他说：“我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呢？……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他继承着聂耳未完成的事业，沿着聂耳的道路继续前进。他总结自己在上海时期的创作说：“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对于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国的危亡的问题，是有把握了。”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冼星海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中。这年8月，他参加了在党支持下组成的一个救亡宣传队，离开了上海，也离开了心爱的母亲，到江苏、河南、湖北等省进行抗日宣传，最后到达武汉。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要做一个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救亡伙伴，而且永远要从社会的底层学习。……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要，尤其在战时，那使我不得不忍痛的离开你而站在民众当中，他们热烈地爱着我，而我也爱护他们。”那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了政治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专管文化宣传的三厅厅长，冼星海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满腔热情地工作。他是歌咏运动的一支火炬，他走到哪里，哪里便响遍抗日救亡雄壮的歌声。他到许多团体去教歌，他组织了许多歌咏团体，他和张曙等同志，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歌咏运动，造就了中华民族歌咏的壮观，而他的许多优秀歌曲，流传全国。在武汉，他写了《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做棉衣》、《江南三月》等著名歌曲。他总结自己在武汉时期的创作说：“我的作风渐渐走向更大众化、更民族化、更艺术化了。”

    1938年11月。冼星海接受鲁迅艺术学院的聘请赴延安，任该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创作了《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反攻》、《梁红玉》、《三八妇女节歌》、《心头恨》等几十首歌曲。此时期的创作，更深刻和更成熟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一项任务，由延安赴苏联，后因回国困难，便一直留在苏联。在苏联，他完成了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和《中国狂想曲》等。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

   冼星海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困苦的一生。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半工半读；在巴黎，他几乎饿死；在上海和武汉，是在动荡中生活；在延安，是最苦的“相持阶段”；在苏联，是卫国战争困难时期。但从1935-1945年这十年间，正如他自己在《创作札记》中所说的那样：“我可以说没有一天是停着我的笔的。”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管弦乐《中国狂想曲》是躺在莫斯科医院的病床上完成的。他给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优秀的音乐文化。鲁迅说过两句话：“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音乐界，冼星海是最典型不过的了！”

“普世价值”辨

提要：

★文化、政治领域的价值是相对价值，随人群、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文明成果，是各国、各地区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

★这些目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现是不同的，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范本

★把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模式说成“普世价值”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

★慎言“普世价值”，反对借口实现“普世价值”在中国推销西方政治模式

★根本问题在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一、什么是“价值”？

   近代的“价值”（Value）这个词恐怕是舶来品。所以在谈论“普世价值”的时候，先得从出口地看看价值（Value）的原意才好。查一下维基百科，至少在10个不同领域里用到价值（Value）一词，其中哲学中的价值定义Value (philosophy)和关于个人和文化价值的定义Value (personal and cultural)显然是切题的。哲学上的价值定义是：代表客体重要程度的属性，它既包括物理的客体，也包括抽象的客体 （a property of objects, including physical objects as well as abstract objects  , representing their degree of importance.）

   个人和文化价值的定义是：引导人们活动的原则、标准和品质。（the principles, standards, or quality which guides human actions）。个人和文化的价值包括伦理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审美的等等。这类价值是相对价值，是主观的，并且随不同的人群和文化而变化。

   一件商品（物理的），例如一台电脑的硬件，它的使用价值是自然的，它可以用仪器测试，因而其使用价值可能得到公认，但电脑的外观设计由于审美不同，它的价值就很难得到众人的公认。电脑软件，有人喜欢Windows Vista，因为它漂亮，更安全，有人还是愿意用Windows XP，因为用惯了，而且占用空间少。这就是说，即使物理的东西，数字的东西，即使其使用价值也不一定是普遍赞同的（universal），很难说它具有“普世”的价值。

二、有没有“普世价值”？

   那么在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有没有“普世价值”呢？主张“普世价值”者，一般举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权威依据。（可惜《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没有译为“普世人权宣言”?）文件里面现在被认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有：和平(peace) ,自由 (freedom), 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 平等权利(equal rights)和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世界人权宣言》更对“人权”作了详尽的具体化。

   在联合国《新千年宣言》（the Millennium Declaration）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价值（fundamental values）：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 团结（solidarity）, 宽容（tolerance）, 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敬畏自然”的说法是否出自这同一英文词语?——, 以及共同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

   这一系列权利（rights）是“普世价值”吗？怎样解读联合国的这些文件中的这一系列权利？

第一，联合国文件提出的是面向全球、要求各国、各地区实现的目标，

      这些目标是普遍适用的。

   联合国成立时制定的是Charter（宪章,也可以译为章程、纲领,、宣言），成立后发布的上述文件是Declaration（宣言）。“Charter”和“Declaration”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Constitution）。联合国是一个国际机构，这些文件中提出的有关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一系列权利，集中起来就是“人权”（human rights），是面向全球的，是要求各国、各地区实现的目标，这个目标对各国、各地区是普遍适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Universal ”。这些目标既反映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总结了世界历史的教训，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因此以“人权”这个概念集中表达的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弥足珍贵，它应当成为人们普遍重视并追求的价值（values）。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普世价值”是有道理的。

第二，“人权”的实现状况在各国、各地区不同，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没

       有资格说自己是做得最好的，是人权实现的模范。

   “人权”，包括它所包含的各种基本权利，这个目标，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说自己已经是做得最好的，是“模范”。当时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包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被认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当时和以后多年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被说成“独裁政权”的苏联在一些方面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至于英、法两国当时还是殖民国家，存在很多的人权问题。而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解放而艰苦斗争。即使到了新千年，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权问题在各国、各地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美国国内国外的人权记录就那么好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亿人口脱贫，这算不算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和对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巨大贡献？

第三、慎言“普世价值”，反对借口实现“普世价值”

      来推销西方政治模式

   “Universal values”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普世价值”吗？回答是，要看对它如何解释。“人权”、“自由”、“民主”等等都是一般性概念，它们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实现是各不相同的。联合国的文件并没有谈及这一系列价值在何时、何地、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实现形式或模式，更没有说哪种实现形式或模式是最好的，可以当作全球的参照物。

   说“人权”、“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那么，请问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样的，在哪里，于何时？它足以让大家作为范本模仿、套用吗？极力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显然是有答案的，这个范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模式。如果是这样，那么“普世价值”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能被到处模仿、套用。

   坚持“普世价值”说的人批评说，“你们竟然否认人权、自由、民主！”这是强加于人。前面说了，人权、自由、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们普遍重视并追求的价值，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努力实现的价值。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不仅要实现这一系列价值目标，而且要创造更高的文明，包括政治文明，但这绝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而是主张慎言“普世价值”，反对借口实现“普世价值”在中国推销西方政治模式。

三 、根本问题在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谁都知道，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把自己称作“民主国家”，把世界上另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称作“非民主国家”。美国领导人制造 “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理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甚至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敌对势力不安、忧虑，从各种渠道、以不同手段加强对中国的“西化”、“分化”行动。他们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培植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所谓“民主派”、“异议分子”来推销他们的政治模式。而这在中国内部不是没有一点市场的。

   积极鼓吹“普世价值”的人，不都是在搞学术探讨，不少人是要中国改弦易帜，走邪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绩斐然，百姓高兴，世人惊叹。困难和问题是不少的，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比某些发达国家更多，而且大多是前进中产生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民主社会主义”这类破布来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什么像巫师那样呼唤正走在康庄大道上的中国出现“柺点”？原因很清楚，他们迷上了西方的、特别是美式政治模式。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指的就是这种并不灵验、正在衰落的政治模式。

   美国民主吗？是的，而且那套模式在在美国似乎还是运转良好的。美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只是说，它的民主多半是程序的民主，这套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呢？涉及美国国内的事务应当由美国人自己评价，但涉及国际的重大问题，世人都有发言权。

   举例来说，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国会是同意和支持的；后来国会和另一个高级专门委员会的调查证明，布什总统用来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的情报是虚假的；而且许多国会议员转而采取反战立场。民主的场面是够热闹了，但是，这样的民主对美国总统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对美国人民、伊拉克人民有什么实质性的积极效果？仗照样打，人照样死。而对发动战争的总统无损一根毫毛。伊拉克战争是在 “人权”的旗号下发动的，结果是萨达姆政权推翻了，可是伊拉克数十万无辜民众死于战乱，美国自己数千士兵在这场战争中丧命。这可是美国政治模式的“人权”产品。

   再如，美国目前这场还在扩展的金融危机，与美国的政治模式是什么关系？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两大房地产融资机构（房利美、房地美），行政和国会都具有通过一定程序予以监督的权力。然而，它们干了什么呢？美国民主机器起了什么作用？是放任！美国最喜欢标榜的是“自由”。是的，的确自由。但是，那主要是富人的自由，多数人并不那么自由。这在繁荣时期并不明显，危机来到时就清楚了。华尔街奇才们自由放任地玩“金融创新”，其结果是“精英”们聚敛巨额财富，尽管他们被取消了下台时的“黄金降落伞”，但早就捞足了，为数多达几亿美元。而大量雇员、工人被解雇，老百姓资产大幅缩水，陷入困境。

   破除对西方政治模式的迷信不是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是不少的，今后也会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反对的是对西方政治模式的顶礼膜拜，在西方文明面前自惭形秽，对中国自己的文明、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进步的漠视。这不是什么“新思维”，是思想牢笼。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唯一正确的选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政治模式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尽管现在和今后的困难和问题不少，前面的路还很长，但中国人已经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中国人有自信、有魄力、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

2009年1月18日

论“不折腾”

一、历史的教训

二、现实的警示

三、关键在党

一、历史的教训

  “不折腾”这句话，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的可能是我们中老年人。像我

这样的耄耋老人,经历过建国以来60年中的各种折腾，知道折腾之害，因此最怕折腾。

   就我的主观感受来说，建国后发生的折腾主要是在建国后的1957-1976年间。

   1958年的“共产风”、“大跃进”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折腾。原因在1957年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改变了1956年“八大”的正确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开始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于是有了1958年的“共产风”、“大跃进”，生产力遭破坏，百姓受了苦，甚至饿死不少人。此后对左的错误作了一些纠正，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左的指导思想更加发展，又折腾起来了，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次最严重的折腾。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1976年，阶级斗争为纲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搞武斗、打派仗，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不少人在武斗中丧命。中国遭受了一场文化大破坏、社会大动荡、人民遭殃的大灾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再没有出现大的折腾。 但是出现过险情和干扰。

   说风险，例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当时经济已经两位数高通胀，却打算一步到位放开价格，准备物价上涨，随之涨工资。信号刚发出，全国性抢购商品风骤起，“价格闯关”不得不停下来。还有1993年的经济过热，银行乱放贷，许多地方乱上房地产、乱建开发区。这些经济工作方面出现的问题造成了损失，如银行大量坏账，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但由于及时纠正，没有形成“折腾”。要知道，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历来老百姓是很怕的，这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折腾。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但不一定形成折腾。

  说干扰，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的一次干扰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要把这次政治风波看错了，要知道煽动闹事的是一些幕后高手，其中一个头面人物在事败后跑到了那个超级大国驻华使馆去藏身。风波闹到这么大，问题出在党内。千万记住小平同志的两句话。一句是在风波平息后不久当面对访华的尼克松讲的：这场风波“坦率地说，……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31日）另一句话是在南方谈话中讲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这场风波是干扰，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没有形成折腾，因为在小平同志等支持下党中央果断处理，风波平息后没有改变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快、更稳了。

   以上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二、现实的警示

   胡总书记的“12.18”讲话说到“不折腾”，引起大家很大兴趣，据说这个词难倒了翻译家。“不折腾”是什么意思？我看简单的定义难，翻译成外文更难，但老百姓懂得它的意思。老百姓常说，“日子刚过得好一点，别又来折腾了”！

   如果读读胡总书记讲话中他那句完整的话，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显然，“不动摇”、“不懈怠”就不会折腾；反过来讲，动摇了，懈怠了，就很可能折腾。

   什么问题上不可动摇？ 讲话也讲清楚了。“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书记的这些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实给了我们警示，我们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1、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西方有那么一股敌对势力，面对势不可挡地崛起的中国，既嫉妒又恐惧，强化了对中国的西化、分化行动。他们一贯站在中国的一小撮分裂势力一边，给他们提供各种支持。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为中国国内的所谓“异议分子”张目。如果对这种“西化”、“分化”图谋缺少警惕，甚至迁就西方这样那样的压力，中国可能滑向邪路，难免折腾。

2、中国内部有人主张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中国社会已经是开放的、多样化的社会。开放的社会、多样化的经济不可避免在思想政治领域也呈现多样化。代表不同利益的思潮、主张互相冲撞、互相吸收，已是常态，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为改革开放服务。但是，对于借口“普世价值”，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的主张。如果糊里糊涂地迁就甚至采纳，就可能走上改弦易帜的邪路，中国非出现大的折腾不可。

3、拿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说事，实际上主张走老路，走邪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难于避免地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环境污染、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不适应，等等）而且有的还很突出。一些对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有抵触的人，形成对改革新的阻力，甚至有些不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主张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另一方面，主张照搬西方经济、政治模式的人，喜欢拿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说事，不作分析，牵强附会，一味怪罪中国政治体制不好，主张向西方看齐， 无非是推销西方那种并不灵验的陈旧的政治药方。其实，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 今天“中国模式”引起世人日益增多的注意，而且即使在西方也不乏赞誉之辞。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惊人成就和光明前景下，上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主张，都显得保守、自卑而不合时宜。但他们的杂音、噪声不是没有一点市场，因此值得人们警惕。

4、不科学的“发展”。有人说，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硬发展”就是不科学的 “发展”， 不科学的“发展”是形成折腾的一个源头。例如，假冒 “生态农业”搞商业经营，强占农民耕地，制造三无（无地、无业、无岗）农民；不经论证、不顾群众利益，硬上高污染工业项目或破坏生态的工程项目；诸如此类的乱“发展”所在多有，危害极大，而且往往引发群体事件。一些官员一心追求“GDP” 政绩 ，盲目引资，盲目投资，放任房地产投机，制造经济泡沫，一旦经济形势生变，就陷入困境。目前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警示我们，经济工作这样那样的重大失误，完全可能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这就是折腾。

三、关键在党

   关于“不折腾”，小平同志在1989年春夏之交就讲过意思差不多的话：“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关键在党，小平同志前前后后说过多次。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任党的总书记失败了，“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然而中国没有再折腾，关键在有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掌舵。

   今天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就党的各级领导人而言已经不是当年那样的经历过战争和革命严峻考验的职业革命家，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经历了多年党、政、军、经、学工作锻炼并积累了经验的职业官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中国平平稳稳地再发展几十年，“不折腾”，关键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建设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党中央形成了健全的集体领导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党中央清醒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简而言之，今天我们党靠吃老本是不行了。靠什么？靠执政为民的宗旨和执政的能力，靠全体党员首先是党的干部的先进性。靠全体党员首先是党的干部“不动摇”、“不懈怠”。这才是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并成功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2009年1月9日）

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五，全文完）

       ★不能把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模式当作改革的“彼岸”

★改革有阶段性的目标，但是没有止境

★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不断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成为经济、社会和人自身不断发展进步

  的不竭动力

  “摸着石头过河”，有没有“彼岸”，“彼岸”是什么？目前，看来有一些不同的回答。

一种似乎是说改革已经到达“彼岸”了，如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不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完全实现，或认为已经终结，都是错误的。“后改革时代”这个时髦的词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的改革离“彼岸”还远着呢。他们往往承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不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质疑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普世”的参照物，实质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然而，中国改革按照他们的期望去“过河”，不到河中央就得翻船。在世界上,这种被当成“普世”的模式已经被“推广”到许多地方，然而给那些国家带去的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无休止的动荡。即使在它的“原产地”，也越来越被证明它的真实价值是要打上很大折扣的。还是前面说过的，世界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必须吸收和借鉴，但决不可照搬某个模式。

改革有阶段性的目标，但是没有止境。这才是正确的回答。就阶段性的目标而言，30年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即使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还有不少迫切的任务需要解决，而且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新的体制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要继续深化改革，提出新的阶段性目标。30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中国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同时推进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法制建设，从而根本改变了30年前的“人治”，大体上可以说开始进入依法治国时代。但是，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更显迫切，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风险、阻力和干扰甚至高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任重道远。

改革无止境，就这个意义来说，它没有“彼岸”。而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既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又要明确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正确决策，有效实施，使改革成为经济、社会和人自身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世界永远是“不断变化的世界”，改变、改革是世界潮流，是民心所向。美国的奥巴马就是打着“改变”（Change we need ）的旗号，顺应多数选民的意向而当选总统的。

与西方政治家不同，我们的改革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超越阶段性的特定目标，而从未来更长远、更宽阔的视野来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不断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

 改革没有止境。人类历史常被比喻为“长河”。这不是“过河”的“河”，“过河”有“彼岸”，人类历史长河则没有尽头。人类必定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学习，探索、创造、改革，从而不断前进。把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的那套制度当作终极的模式，当作人类社会的“彼岸”，是落后的、保守的传统观念。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和创造，是一个已经改变和还将继续改变世界的创举。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　（四）

★“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有理论的指导

★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核心、最富创造性的论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引领改革开放全局的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主流经济学”

★中国发展（“中国模式”）的主要经验

 “摸着石头过河”，有没有理论和模式？

   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似乎“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理论或轻视理论。我一开始就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过程的形象化代名词，但如果认为过河人像个瞎子，不辨东西南北，那就理解错了。

   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什么？

我看，首先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的一段话：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作为上面一段话的补充，还有10年后1992年的一段话：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而指导改革开放理论的核心、最富创造性的论点是：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30年来，我们看到，墨守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人反对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认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能相容，他们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若干原理，这种主张是另一种教条主义。

   轻视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

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理论的，有的不过是随口说说，有些则是熟知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其中有的不乏关于改革开放的真知灼见，但却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不了解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的某个原理，而是顺应时代潮流，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世界文明，包括西方人文社会学说优秀成果，从而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全球化环境中，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但说西方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至少是片面的。西方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关联比较直接，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多，课程多，讲演多，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开过这样那样的“药方”，这是事实，但是统率改革开放全局、引领改革开放方向、指导重大决策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只能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的倾向，是落后于中国的发展和时代潮流了。

   中国发展（“中国模式”）的主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活力，由中国改革开放令人惊叹的成就而显示出来，也由于目前正在扩展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而从反面得到验证。以至目前谈论“中国发展模式”的人多了起来。

   请看《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年12月7日的文章《大破解》，文中引用香港一位声望极高的银行家（过去10年在美国一家投资企业供职）的话：“现在该由谁来充当楷模式的领导者呢？”“以前是美国。……如今，美国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美国很难用开给别国的药方来医治本国的痼疾。没有医生了。医生本人病倒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自己在文中说：“如果从中国审视美国的银行危机,一方面令人瞠目结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丧。之所以瞠目结舌,是因为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 one system)”。他说。理由是：美国推出大规模银行拯救计划后，我们发现，中国和美国各自都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和一个私营部门，一旦华盛顿拯救了底得律，美国也将和中国一样，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工业和私营工业。他说：“不错,是有点夸张,但差别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2008年9月28日美 美国 CNN电视节目主持人弗里德•扎卡利亚对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温家宝总理进行电视直播采访。扎卡利亚赞扬中国30年来的经济成就，然后问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成功的模式，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是什么模式？”

   温总理回答说：“推行改革开放，我们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扎卡利亚又问：“你们怎样使两者都发挥作用？”

   温总理说：“在政府宏观指导和调节下让市场充分发挥分配资源的基础作用。过去30年我们有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要保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的作用。”

     最近胡锦涛在１２月１８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也谈到了“模式”：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有没有理论指导，有没有模式，我看应该是清楚的了。

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三）

★“过河”的阻力和干扰、风险和风浪。

★阻力和干扰挡不住改革开放的步伐

  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阻力，来自旧思想、旧观念，主要是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体制、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当成社会主义，恐怕改革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把引进外资当成引进资本主义。其中大多数人是思想不够解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进展，顾虑逐渐消除了，阻力也就克服了。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则形成一种干扰。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大大促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今天,认为改革开放是搞了资本主义的人还是有的,但是改革到了今天，要想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了。

   风险，来自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创新性。河水有多深，哪里会一脚踩空，甚至双脚陷入烂泥？老天爷什么时候刮起急风暴雨？不可能事先都估计到。改革要有一股闯劲，发展要有一个快的速度，难免出险情。例如1988年的所谓“价格闯关”。当年7月公布的物价涨幅达19.3%，这一年却制订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方案试图一步到位放开价格，进行“价格闯关”，准备涨物价，同时涨工资。结果信号刚出来，就引发群众恐慌、抢购商品，不得不紧急宣告暂停。经过几年的调整，逐步放开物价，1991年80%的商品价格市场化。

   新情况下又出现老问题。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信贷投放过多，1992、1993两年经济增长达14.2%、13.8%。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4.7%，显然经济已经过热。社会再次出现群众抢购商品的冲动，存贮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中央决定实行宏观调控，几年后实现了“软着陆”。

  此后有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特别是2008年，从华尔街掀起的金融海啸，外因和内因的交互作用，我国经济出现多年来最困难的形势。2008年，老天爷制造了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这一切加起来，使2008年成了改革开放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干扰来自不同方面。有来自国内的。有来自国外的，主要来自国内。来自国内的，有从左面来的，前面已经说到。有来自右面的，也不能回避。来自右面的，最严重的是1989年春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非常复杂，有国际大气候的原因，也有国内小气候的原因，但风波的酿成，从根本上说，问题还是出在党内，邓小平说，“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

  风险也好，阻力和干扰也好，都挡不住改革开放的步伐。事实上，每当面临风险，我们都把它化为机遇，把改革开放推进一大步。对新事物一时难以接受的人，逐渐被事实说服，改革开放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干扰挡不住前进的步伐，有的干扰本来就不成气候，即使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并不是像有人说得那样，因此而改革停顿了。要知道，正是在90年代初，粮票、布票、肉票……走进了历史博物馆。正是在1990年4月18日，中央在上海宣布，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9月10日， 又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9项政策规定。浦东开发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二）

★没有预选设定的模式，但有目标，有方向；

★改革是中共主导、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在此,我们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改革开放的形象化的“代名词”作一些讨论。

   没有预先设定的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它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道路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不能按照某个预先设定的路径来过河，没有预先设定的一个模式来照着它搞改革开放。

   按照某个模式搞改革，不能不提到臭名昭著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它被戏称为“一服只有‘休克’而没有‘治疗’的药” （A dose of ‘shock’ and no ‘therapy’”。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是照搬西方教条的典型。说它是“激进改革”，这没错，但并不到位，“休克疗法”的实质是政治剧变后顺理成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我们不仅要看到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主义，更要看到经济改革的政治背景。

    中国改革起步在70年代末。那时的苏联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中苏多年交恶。尽管中国经济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模式”，但高层领导中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早有质疑。至于西方经济理论，还没有开始引进，大家了解得还很少。因此客观上也不可能冒出什么改革的模式来。

   此岸

   现在公认中国改革始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从此开始“过河”了。那么“过河”开始时的“此岸”，即出发点，是什么样子？

   尽管“文革”已经结束，生产开始恢复，但是 就经济社会来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和指令性的人事体制，物质短缺，人民普遍贫穷，都还没有变化。对外关系方面，就在这次全会前两天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但国家仍基本处在封闭状态。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变化发生了，这个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三年徘徊”，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不仅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而且在这个思想路线指导下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全面准确地评估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统一了全党思想，保证了全党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改革离不开政治，正是这个政治局面保证了中国以后改革开放正确的大方向。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此岸”。

   目标和方向

  没有预先设计的模式,但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是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保证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改革的结果不是颠覆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过河，是“摸着石头”过的。

    改革是先从农村着手，继而推进到城市，并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同时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改革，首先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营、私营工商业、外资企业从“允许”，到“辅助”，直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一系列探索，缩小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了控制力、影响力。价格改革，首先1979年1月提高冻结了20多年的农副产品价格，以后经过“双轨制”，到逐渐放开价格。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到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1992年以后，改革从局部领域扩展到所有领域，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大大加快。现在可以说，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是先废除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年轻化；恢复党内民主集中制盒集体领导制，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直到十六大正常地、有序地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在全国，宣布不再搞“运动”，加强法制建设，与改革开放相适应，先易后难，加快立法，基本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我们可以说，中国逐步从“人治”转向“依法治国”，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实践中探索、试验、创造出来的。说它是渐进的改革，是对的，但是也没有到位，因为没有指明过程的实质。中国“渐进改革”：第一, 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第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改革，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革的革命性变革。第三,这场改革不是照某个原理、定律或模式进行的，而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集中各方（包括专家）智慧在试验中学习、探索、创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　（一）

★“摸着石头过河”的出处 

★“摸着石头过河”本意：改革是试验，是探索，是创造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改革开放３０年了，３０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中国３０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之巨大，变化之深刻，举世公认，即使是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敌对的人也是无法抹杀的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也是不能回避的：“摸着石头过河”，过了３０年了，此刻还在河中心，还是快到彼岸了，彼岸是是什么样的？

在一些场合谈到“摸着石头过河”时，都说是邓小平的话，我几次说，“不是，是陈云的话，邓小平赞成的”。因为我在陈云的文章中见过这话，但一直没有去查出处。这次认真查了一下，陈云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中说：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也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要巩固已有的成绩，总结已有的经验，分析和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建国以后陈云同志曾先后多次讲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并把“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论述是一致的。

　１９８６年９月，在谈到改革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１９９２年１月，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说它是邓小平说的，还是陈云首先提出的，人们并不在意，因为这无关问题的实质，反正它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形象化的“代名词”，不过它也不断引来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议论和解读罢了。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共一贯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不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了光辉的新发展，今后的改革开放也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美国资产有多大损失?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往往首先想到中国在美国资产的安全。中国拥有外汇储备目前共计一万九千多亿美元，其中在美国购买的资产有多少，我国官方没有公布过。根据有些资料，大概是这样：

据美国财政部透露,2008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组合投资(Portfolio)有1.06万亿美元。其中51%是美国的国债,42%是GSE（美国政府相关企业债券）,剩余的7%是企业债券,包括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等。又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5038亿美元。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的数据，我国拥有房利美、房地美的证券（属于GSE，即美国政府相关企业债券）约占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即约4000亿美元。这个说法与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大体一致。5038亿的国债和4000亿的GSE，总共约一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大体可信的。另外，中国商业银行还持有美国私营金融机构一定数量的债券，如据日本媒体报道的数据，中国工商银行持有雷曼发行或与雷曼有关的一亿五千一百万债券，中国招商银行持有雷曼债券七千万美元，中国银行持有7562万美元的雷曼债券，共计两亿六千九百多万美元。看来这部分的数额不是很大。

    在杂谈之三已经谈到，美国国债现在走俏；“两房”已经由美国政府接管，因此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损失不会很大。

为什么要购买美国债券？这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从长远角度考虑，美国金融终究会逐渐渡过危机稳定下来，实体经济在经过一个疲软甚至衰退时期以后会恢复增长。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其它国家包括欧盟和日本所不及的。美国的经济实力来自企业的创新力、竞争力、适应力，而这又是以教育、科技和人才为基础的。从美国媒体报道（今年10月份）的以下数字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美国救助计划的7,000亿美元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多一点。 而德国的4,000亿至5,360亿美元则占该国GDP的12%-16%。英国的8,350亿美元要占GDP的30%。美国的政府负债与GDP之比约为62%，而欧元区是75%，日本是180%。

此外，美国的金融危机比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早爆发了几个月，美国有可能比其它一些国家较快渡过危机。这是乐观派的说法，最后还得由事实来检验。

 这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和发展模式的很大问题。美国必须作出改变，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必须作出改变。华盛顿20国峰会就要举行了，人们拭目以待。美国大选奥巴马打着改变旗号（Change-We need）当选总统，各方期待颇高。我看，改变会有，但期望不要过高。改变都是在危机之后出现的，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如此，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也是这样。尽管都在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未遇，但又都认为它不同于30年代的“大萧条”。奥巴马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改变呢？相信过不了几年，目前的争论就会有答案了。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稳定的直接影响不大。第一，中国金融与美国金融的关系不如欧盟那样密切，离华尔街火场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第二，中国人与美国人相反，美国人是借债消费，“寅吃卯粮”，中国人是量入为出，口袋里的钱捂得紧，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银行储备充足，老百姓对银行信任度非常高。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而且越来越明显。外部影响和中国经济内在弱点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不可低估。一开始我们容易感受到的是沿海出口型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现在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也经营困难。钢铁、汽车等行业的经济指标已经反映出来了。本来就紧张的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今年前三季度的ＧＤＰ增长是９．９％。 这是近６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第一次回落到一位数。预计明年的GDP增长为8-9%。

温总理说，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早的。今年６月份，已经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出现的问题实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我们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同时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国内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10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当然这些措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效果。中国与欧洲、日本不同，扩大内需还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减速期，但不会出现衰退。从中长期看，还会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应吸取的教训。在亚欧首脑会议记者招待会上， 温家宝总理说：主要是三个方面：

  ★要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我们需要金融创新来为经济服务，但更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安全。

   ★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我们需要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绝不能因为虚拟经济出现问题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要处理好储蓄和消费的关系。要使储蓄和消费保持正常的、平衡的、协调的关系，这样经济才能稳定。

我认为，这三点教训不仅来自美国，当然主要来自美国，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把问题暴露得无比明显，震撼力极大，对人们的说服力也就极强。但还要看到，在中国内部也有带有自己特色的兆头，例如，我们长期过多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依存度过高；一些人对美国式“金融创新”盲目崇拜，炒作“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围绕“美式自由市场经济”的有趣议论。美国金融海啸巨浪上面飞舞着各色浪花，着实好看。有的说美国救市是“国有化”，调侃布什搞起了“美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说危机标志着“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有的重新捡起 “牛仔资本主义”这个词来嘲讽美国发展模式。还有的称赞中国发展模式，认为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 对此，有的美国人愤愤不平，声称“美国的霸主时代不会因信用违约掉期(CDS)、“以市值计价”会计准则或（甚至）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议员而落幕”。布什总统则申明﹐政府的紧急救助措施将是暂时性的﹐而且范围有限；这些措施旨在保护自由企业而非取代它们。面对欧盟咄咄逼人地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布什呼吁各国在危机面前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威胁自由企业制度的措施；各国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金融峰会上承诺维持“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有些浪花带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特色，如有的说美国金融危机标志“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牛市崩盘”，金融“回归‘政府干预’时代”。

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议论归诸“空谈”恐怕是轻率了，思潮与经济、政治的关联是历史事实。思潮的起伏是值得注意的。

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以后，凯恩斯主义行时长达约45年。上世纪80年代后， 撒切尔、里根时期，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近30年，直到今年的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看来它正走向衰落。但正如“钟摆论”说的那样，谁知道，不用多久，思想的钟摆将朝相反方向摆动，放松监管之类的思想又将被看好呢？

结论

种种议论中间，唯有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赞扬。2008年9月28日，温家宝总理接受美国CNN电视节目主持人弗里德·扎卡利亚直播采访。扎卡利亚赞扬中国30年来的经济成就，然后问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成功的模式，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是什么模式？

温总理回答说：“推行改革开放，我们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扎卡利亚又问：“你们怎样使两者都发挥作用？”

    温总理说：“在政府宏观指导和调节下让市场充分发挥分配资源的基础作用。过去30年我们有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要保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的作用。”亚当·斯密有两部名著。一部是《国富论》，另一部是论述道德和伦理的书（《道德情操论》）。《国富论》讲得较多的是看不见的手，那就是市场力。另一部讲的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在他写的这另一部书中，他强调政府在人民中公平分配财富的调节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国家难以看到和谐和稳定。”

温总理还说，“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当前的美国经济。解决美国当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运用看得见的手，也需要看不见的手。”

温总理的见解是和邓小平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又是“洋为中用”的范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学界、政界人士在市场与政府、公有与私有这类问题上争论不休，其中不乏固守或照搬某种外国模式、外国教条的影子。经过这场世界性金融风暴和伴随的“头脑风暴”，应该更相信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首先要看看美国人自己的检讨，包括现任和前任高官，媒体和学者。

美国人的自我检讨

    美国财长保尔森10月１６日对最终导致了７０年不遇金融危机的多项政策失误表示遗憾。保尔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网采访时说：“我们对不同人和不同党派造成的一切错误感到不光彩，对监管系统的失败和市场机制的失败导致今天这个地步感到不光彩。”同时，保尔森强调：“我们将减轻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使这个金融系统重新运作起来。”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10月２３日在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格林斯潘格否认美国金融危机缘于他的政策失误，但承认危机的发生证明他的某些经济观念有误 。他一直认为，银行出于自身利益会尽其所能保护股东的利益。他一直否认连续５年的房地产繁荣已导致大量投机泡沫出现，而且坚持认为房价不可能出现全国范围的大幅下挫。他承认这些观点也有缺陷。 他说，目前的危机是一场“百年一遇的海啸”建议政府考虑采取更严格的监管，以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发生。

美国证管会主席考克斯发表证词称,“我们的教训是,依赖金融机构自律是行不通的。”他表示,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人员“监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对他们完全放任自流”,是 “一个致命的错误。”

国会政府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瓦克斯曼认为,金融机构的自利性正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表示,“金融机构过分而且贪婪地为企业高管牟利,却让股东和美国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美国《华盛顿邮报》9月14日发表专稿《华盛顿怎样失去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控制》。文章对房利美、房地美进行解剖，揭示金融危机的成因。两房是美国抵押融资业的巨头，是克林顿政府大力提高住房自有率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它们的融资行为构成的危险不断升级。尽管批评者一直在围绕可能产生的恶果发出警告。然而，在华盛顿政界却失去多次行动机会，坐视不管。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指出，“两房” 利用高额利润拉拢本该对它们加以控制的政界人士，成功防止了对它们管理措施的升级。“两房” 1989年以来向一些国会议员捐资480万美元。国会让“两房”不受约束地购买抵押贷款，明确规定“两房”不需要像其他金融机构那样持有大量资金。结果是，“两房”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无节制的扩张，利润也大幅度增长。政界人士乃至“两房”的批评者日益形成错误共识， 越来越多的人把“两房”看作住房市场繁荣兴旺的动力所在。布什总统承诺创造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两房”则在帮助政府实现让1000多万美国人拥有自己第一套住房的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7月19日古德曼的文章《关于经济问题的令人不安的回答》中对次贷危机的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 ：（1）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始作俑者是美联储，在2000年技术泡沫破裂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2001年“911”事件后，利率进一步降低；然后，甚至当投机商开始把住房当网络股票（dot-com stocks）来交易时仍一直保持低利率。（2）美联储坐视华尔街奇才们设计出魔法似的与抵押贷款相关联的投资工具，形成巨大的投资资本，把房地产业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灾场。（3）许多房主被很低的初始利率诱惑，获得了超过所能供得起的房产，抬高了房价，而此后经过重置利率升高之后，许多人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4）抵押贷款中介为了净赚佣金，不加选择地发放贷款，条件宽厚得不可想象，甚至不要求首付，不要求收入和就业岗位证明。华尔街金融机构通过向全球出售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证券获取大量投机资本，而评估机构给它们贴上“健全”的标签。（5）大量美国老百姓借了许多的钱，超过自己的偿还能力，他们靠抵押住房的升值借来新的贷款，放手花钱，使得信用卡里的账单越积越多。（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的负债率从1984年的60%膨胀到2008年的120% ）

从以上这些言论看，他们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

国际的评论

那么，国际上的看法如何呢？可以说，包括中国，许多评论是大同小异，不过其中不少评论从不同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展开。相对地说，美国人的自我检讨比较就事论事 ，没有或不肯说到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国际上其不少评论则更触及问题的本质。

富有特色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批评。萨科齐在不同场合激动地批评说，“金融资本炒家要有道德良心”；国际金融炒作毫无节制的放任、免税天堂的存在、信用评级机构的作弊劣行、竞相疯狂追逐暴利的金钱游戏、完全破坏了原来资本市场秩序及金融监控系统”；“认为市场总是有理的观念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强调“即使资本主义也不能排除国家干预”。连同他提出的一些解救金融危机的主意，人们说他是在用欧洲资本主义抗衡美式资本主义。其实，撇开别不说，就他批评美国式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点而论，是正确的。

甚至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呼吁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有趣的是，他在右倾的时事周刊《旁观者》中撰文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威廉斯写道:“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

11月3日《中国证券报》曹红辉《美国发展模式引发灾难》一文中指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美元主导的。它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而低利率政策助长了美国借款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非理性繁荣。再者，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支出，对低收入阶层住宅的支持严重匮乏，盲目将其推向市场，结果刺激了房市的虚假繁荣，同时也就孕育了巨大的风险。于是不得不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其它投资者，既通过海外储蓄弥补其储蓄缺口，又使风险扩散至世界各地，使得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变成世界性的海啸。

关于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资料）

    2008年10月3日美国颁布了《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即通常所说的美国金融体系救助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动用多达7000亿美元从全国的银行购买问题资产，特别是抵押贷款证券。法案是布什总统和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的。最初向众议院提出的建议只有短短3页，计划的目的是购买呆滞资产（不良资产），以降低其它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恢复信用市场的信心。递交众议院的经过修整的草案扩展到110页，在9月29日的表决中以228票反对、205票赞成被否决。参议院则接受了这个修正案，以74票赞成、25票反对予以通过，并增加了不相关的条款，要求给这个一揽子计划增加1500亿美元，草案又扩展到451页。这个文本送到众议院考虑，10月3日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布什总统随即在几小时后签署颁布。

     方案要点如下：

        ★７０００亿美元将分阶段由国会授权使用。首次授权的２５００亿美元在方案得到国会批准付诸实施时即可使用，另外１０００亿美元可以在总统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其余的３５００亿美元则必须经国会审批后才能使用。

        ★符合条件的资产包括在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或这个日期之前发放或发行的住宅或商业抵押贷款及其相关金融工具，其他金融工具可在通报国会并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协商的前提下被包括进来。

        ★财政部拥有自行决定购买资产方式的权力。

        ★政府将持有获得政府救援的金融公司的部分股份，以便纳税人能够在这些公司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分享它们的利润。政府所购买不良资产少于１亿美元的公司除外。

★在财政部持有某家公司股份的情况下，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和福利水平将受到限制。

★银行存款保险上限由10万美元提高至25万美元

★在政府购买某家公司超过３亿美元不良资产之后，受雇担任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者不符合获得“黄金降落伞”（在失去这份工作后获得经济上的丰厚保障）的条件。

     这个修改后的救市方案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７０００亿美元将分阶段由国会授权使用,这是限制了财政部长的权限;给予国会监督权；二是银行存款保险上限由10万美元提高至25万美元,这是为了稳定储户对银行的信心,防止因恐慌而挤兑；三是财政部持股的公司,高管的薪水和福利水平将受到限制,而政府购买某家公司超过３亿美元不良资产之后，受雇担任该公司的高管不能获得“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 ，即下台后获得经济上的丰厚保障）。

 金融风暴袭来时，负责救市的是：投行老总出身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精于大萧条研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不懂经济的美国第一位MBA总统布什。有媒体称他们为“三剑客”。“三剑客”行动强硬果断，赢得了一些市场人士的赞誉。特别是保尔森，救市计划主要是他策划的。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可能就是挑选了保尔森出任财长，如果没有这位出身华尔街的金融奇才，这场金融危机现在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很难估量。在布什充分授权之下，高盛董事长出身的保尔森成了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

怎样看这个救市计划？

首先,不救行不行？反对这个救市计划的理由是，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华尔街这帮贪婪和投机的富人，应该救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他们；民调显示，华尔街以外的人支持这个计划的很少；再则，注入大量资金救华尔街很可能是在制造另一个危机。

赞成救市计划的理由是，美国金融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恢复对金融市场的信心，恐慌心理继续扩大，整个金融体系会崩溃，就是说，谁也不敢发放贷款，谁也贷不到款，银行会发生挤兑存款。实体经济会因得不到贷款、金融大动脉阻塞而迅速衰退。正因此，保尔森火急火燎，在国会就救市计划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与各方协商、说服，甚至在国会向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单腿跪下，恳求通过这个计划。

对这个救市计划的理解，据美国媒体一些经济学家解释，这个7000亿美元，不是说一下子就扔出去把那些问题资产买下。把全部问题资产买下，7000亿美元不说是杯水车薪，至少是远远不够的；而是授权财政部可以至多动用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根据情况采用不同手段来稳定金融市场。这种手段可以是给银行注资，掌握银行一定的股份，甚至国有化；可以是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或抵押贷款；也可以给银行提供信贷担保，等等。而且问题资产不等于垃圾，随着经济状况好转，可以把原来的问题资产出售，可能赔，也可能赚，这取决于市场。当然，现在为时尚早，谈不上这些。

７０００亿美元够不够，能不能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这是个不确定的问题。如果从长期眼光，美国经济看好，这是乐观估计，那么可能用不着７０００亿，可能只要５０００亿。因为经济较快好转后，财政部可以把买入的问题资产重新卖出。而悲观的估计，如果经济出现长期衰退，则要达到１００００亿。而且，这个７０００亿美元是10月3日通过的计划里面的额度，加上此前已经用来援救前面所说那些金融机构的１３９０亿，那就是8390亿美元。

现在已经花了多少？花在哪里？第一笔，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９日，财政部用１２５０亿美元购买美国九大银行的股份，目的是用这个注入的新资金鼓励银行恢复比较正常的借贷。九大银行是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威尔士法戈（旧金山富国）、美国银行、美林、纽约梅隆银行、波士顿州街银行，还有刚刚转为银行持股公司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各得数目不等的资金。另外，政府已经和地区大银行达成协议，今年底还将有１２５０亿美元分配到可能数以千计的银行，以充填它们的储备，支持它们扩大放贷。这两个1250亿，加起来是2500亿，就是说在布什下台前，把法案规定现在就可以动用的部分全部用完。

各国对美国救市计划的反应如何？都是欢迎的，包括中国。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这场金融风暴是从美国华尔街刮起的。然而，全球哪个地方也不能独善其身。各国都希望美国采取的措施能够成功。而且各国都表示要相互合作。固然，各国各有自己一本难唸的经，但是，还看不出来幸灾乐祸，互相拆台的。欧洲由于与美国的经济关联度最高，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大。但他们的行动很快。英国首相布朗首先采取政府向各大银行注资，向储户存款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这个治疗方案得到各国一致好评，纷纷仿效，包括美国。胡锦涛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说：“中国赞赏和支持有关国家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采取的积极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尽快取得成效”。“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救市的效果如何？发生效果需要时间，还有待于观察。目前看，一方面，危机已经影响实体经济，而且这个影响还会扩大。美国已经出现失业增加、消费减少、银行惜贷、房价大幅度下跌等现象。大多数民众为家庭生计忧虑。美国商务部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GDP 年降0.3%，为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弱水平。但略好于此前专家们预期的年降0.5%（第二季度年增长率为2.8%）。数据说明美国经济在收缩，开始了可能陷入严重衰退的疲弱态势。有专家估计，第四季度美国GDP将负增长2%到4%。

另一方面，美元坚挺，美国国债走俏。美联储的数据显示，9月份以来，美国对全球26种主要流通货币的加权汇率逆市上涨8%。尤其，自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的短短一个多月里，各国央行增持了美国国债1000余亿美元。什么原因？有行家这样解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元作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 ，在各国都面临危机时，它的信誉仍然比其它货币要高。石油及其它大宗商品大幅跌价，而国际贸易是用美元结算的，因而美元逆市升值。这等于为布什政府救市提供了额外降息空间。降息刺激投资，使各国看到，即便金融危机深度拖累全球实体经济，一旦经济进入复苏通道，美国恢复元气也会比别国，例如比欧盟更快。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说,继今年第二季度环比出现0．2％的负增长后,欧元区经济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将分别出现0．1％的负增长,欧元区从而将进入经济衰退;欧盟27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出现零增长,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将分别下降0．1％,也将步入衰退。总之，相对来说，美国的国债还是最安全的。

关于购买美国国债，在中国国内是有争议的。一派主张“快买”，另一派主张“慎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就主张中国应购买美国国债，且越早越好。他说，这样做可以使中国抢在其他国家开始购买美国国债之前，受益于债券价格的上升和美元可能的升值。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显示，截至8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410亿美元，比7月份增加223亿美元，创2008年以来月度增量之最。

2008年9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杂志的弗里德·扎卡利亚对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温家宝总理进行电视直播采访。在开场白中，扎卡利亚对美国电视观众说：“中国到目前为止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例如，中国人每周购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他们不再信任美国，那将会怎么样？”从这些报道来看，中国继续在购买美国国债，恐怕是事实。

什么是“信贷违约掉期” （CDS）  

抵押贷款是有风险的。当房价上升、市场维持低利率的时候，房主抵押给银行的住房升值，利息也支付得起。甚至按照抵押给银行的住房的净值，银行可以给他第二次抵押贷款。此时，房主可以借次级贷款获利。银行方面，因为购房者抵押给它的住房升值，利息也收得回来，因而赢利颇丰。随之，抵押贷款证券也是升值的，卖出抵押贷款证券的机构大有赚头，投资抵押贷款证券者也获得较高利息。皆大欢喜！有关各方也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那就是利率上升、房价下跌的时候。

抵押贷款证券是一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一个理由是规避风险，即把风险分散。银行知道贷款给信用不好的客户有违约的风险，所以要把次级抵押贷款（即抵押品，或者说抵押合同）卖给房利美、房地美这类机构。银行虽然要付出保证金，但是一则可以得到资金，扩大次贷业务，二则由于房主违约（“断供”）而造成的损失，可以由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来承担相当大一部分。而房利美、房地美这类机构把募集的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再出售，也大有赚头，包括股票升值。在市场繁荣时，大家兴旺发达。但是显然它并没有消弭风险，只是把风险隐蔽起来，它分散了风险，也就是制造了新的风险。

“信贷违约掉期”（ Credit Default Swap），也有的译为“信用违约交换”，是一种交换合同。例如， 投资者（A）向保险公司（B）购买CDS合同，保险公司（B）的“信用连接机构”是公司（C）。投资者要向保险公司（B）定期支付一定费用，作为交换，如果公司（C）发生违约（通常为债券或贷款），或者发生特殊的信用事件（如破产或重组），投资者可以得到保险公司（B）的一次性偿付。CDS也是一种金融创新，是为了分散风险。然而，它分散风险实际上也是扩散风险。按照CDS合同，公司（C）无法清偿债务时，债务由发行CDS的机构（B）承接。但是，保险业者为分散风险，可以将合约让渡给其他保险业者或其他投资者。当CDS交易规模小，各个CDS 合同的关系人身份清楚，经济状况良好时，CDS的风险低，被当作良好的投资手段。但一旦经济状况恶化，大量违约事件发生，由于CDS合同不知转手了多少次，合同关系人都搞不清了。因此CDS 也只是隐藏了新的风险，而没有消除风险。

金融衍生产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信贷违约掉期”是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Financial Derivatives）中的典型的例子。金融衍生产品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不少美国经济学家也不清楚它的庐山真面目。甚至著名投资资本家巴菲特都认为华尔街搞的那些Wizards（鬼花样）是“定时炸弹”，他就不投资CDS。我们这些外行恐怕对它根本没有兴趣，当然也不懂。现在所以也来凑热闹谈论CDS之类，主要是为了了解危机是如何酿成的。9月中旬，布什总统说，毫无疑问，华尔街喝醉了，现在还在宿醉，问题是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不再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说华尔街喝醉了，恰如其分。华尔街的奇才们热衷于金融创新，因为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品给公司带来高回报，特别给华尔街大金融机构的高层主管带来极高的收入，他们的年收入高达八位数。说他们兼具贪婪和投机的特性，并不为过。他们沉迷华尔街的金融盛宴，他们醉了，惹出了大祸。

说他们惹出了大祸，不是完全怪罪于华尔街，但风暴直接出自金融衍生产品投机，这么说没有错。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在美国。这也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据说，除了那2%的不良部位，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并不可怕，但现在正是这2%不良部位所产生的火花引发了此次危机。有专家说，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多达数百万亿美元的各类证券都要求变现，那么各国央行无论怎样注资都将无济于事。

风暴来临—多米诺骨牌效应

物极必反,美景不再。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间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5.25%。过热的房市迅速降温，购房人数下降，房源供给过剩。从2006年第2季度开始，美国房地产价格连续下跌，抵押品价值下降，还贷压力大幅度上升，大批次级贷款的购房者无力还贷，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银行大量亏损。接着就引起了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和其它各种证券价格下跌和抛售风潮，一些投资银行首先出现资不抵债。到了2008 年七、八月全面的危机终于酿成。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

今年 3月16日，纽约联储批准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以2.36亿美元低价收购（叫“Fire sale”，火灾受损物品拍卖，贱卖的意思）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纽约联储还答应总额３００亿美元的资金为其问题资产提供担保。以避免贝尔斯登破产危及全美经济。

接着，次贷危机推倒了房利美、房地美，这两大住房交易巨头资不抵债。这个事件震动了全球，都感到危机真的来临了。9月7日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和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洛克哈特一起宣布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截至2009年12月31日，美国财政部计划向“两房”最多注资2000亿美元，并提高“两房” 的信贷额度；初始阶段将向两家公司分别注资1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将获得定期收费、分红以及相当于“两房”79.9％所有权的权益保证。联邦政府对“两房”进行了改组。这实际上是把房利美、房地美国有化。

9月15日，由于陷于严重的财务危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按照美国公司破产法案的相关规定，提交了破产申请。不过，雷曼兄弟旗下的子公司，包括经纪承销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并未申请破产，仍将照常营业。雷曼兄弟在宣布申请破产后，仍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

9月16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用50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银行将拥有全球最大的经纪业务。

9月17日,美联储宣布注资850亿美元作为过渡性贷款(Bridge loan),阻止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垮台，联邦政府占有公司79.9%的股份，控制了AIG。本来美国政府用大把纳税人的钱救助房利美、房地美后，受到很大压力，就没有给雷曼注资，任其申请破产保护。但AIG一旦垮掉，在美国和全球的冲击太大，后果不堪设想，政府不得不出手救援 。

至此，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个倒下了。原来，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投资银行为害甚大。有鉴于此，“罗斯福新政”明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必须分开。摩根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分为二，摩根士丹利从事投资行业务，摩根大通银行仍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然而，与银行分开，并没有改变投行的性质。投行是主要从事证券发行与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名义上叫银行，干的并非银行的事。投行是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投行设计出了一个个美妙的金融奇思（金融衍生产品）并将其推销，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投机市场。投行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据说如果促成一个10亿元的兼并，有可能拿到1亿元的好处，在高利的引诱下，投行不遗余力，敢于冒险，终于在悬崖边上跌落下来。

9月21日，美国最大的两家独立投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公司（Morgan Stanley）见势不妙，不得不转型成为银行持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从而可以得到银行存款的支撑，还可以有更多机会从美联储贴现窗口得到贷款。但它们将必须接受联邦有关机构对银行那样严格得多的监督和约束，而不是原来只受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美联储说，这个行动将从根本上重塑High Finance（高级金融，指极端复杂的交易）时代的 “Gilded Age”（镀金时期）现代版。

从美国华尔街发端的金融风暴已经向全球扩散，也波及到中国，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在媒体和讲坛上，而且在街谈巷议、茶余饭后也成了热门主题。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本人至少从今年七月份起，就在网上跟踪海内外媒体的有关报道，积累了不少资料，多半不懂，看看热闹而已。如此复杂的问题，岂有外行说话之地！不过，朋友见面、聚会之际，难免聊上几句。觉得热闹看多了，似乎也看出了一点门道。外行和外行说话，也许互相反而容易交流，于是斗胆写下几篇杂谈，当然经不起推敲，也难免低级错误。

什么是次贷？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所谓次贷危机，这大概是共识。什么是次贷？次贷怎会酿成危机？

    次贷（Subprime loan），主要指次级住房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住房抵押贷款（Mortgage） ，即优惠住房抵押贷款（Prime mortgage）。一般的抵押贷款或优惠抵押贷款是有一定门槛的。例如申请者要有良好的信用，月收入至少要高于每月还贷支付、税费支付和其它债务支付之和的三至四倍。利率往往是固定的。这种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不高。

次贷，不限于购买住宅的次级贷款，它还包括购买汽车的次级贷款，以及信用卡。次级贷款是贷给那些违约风险明显可见的借款者的，例如有过贷款过失或违约的历史、破产记录等等。次贷也可以叫做“不合格贷款”。当然，次级贷款的利率高于正常的贷款利率，大多是可变利率。 许多公司为了获取高利，故意贷款给信用级别低的借款人，例如那些根本不懂贷款条件的人，根本付不起长期利息的人。许多这样的贷款还附带很高的费用、隐藏的条款。其结果是常常导致违约，扣押担保品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种做法被叫做“掠夺性贷款”（Predatory lending）。美国人借债消费，寅吃卯粮，就体现在次级贷款上。有鉴于次级贷款的风险，房利美、房地美本来也要求只有满足其指导原则（例如要看其贷款的规模 、收入与还贷支付之比，等等）的抵押品才可以在次级抵押市场上购买和证券化，然而，在房产狂热中这个规定放松了。而这个情况与克林顿政府开始的主张提高住房自有率直接有关。

次贷危机是怎样酿成的？

次级贷款在2007年出现“信用紧缩”时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2008年，出现贷款和信用危机，次级贷款的问题显露出来。但那些主张次级贷款的人辩护说，要不是次贷扩展了贷款对象，许多人就进不去信用市场，借不到钱。现在清楚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次级贷款是随着市场上所谓“不太理想的客户”（实际上就是没有还贷能力的客户）的贷款需求而膨胀出来的。2000、2001和2002年，美国的利率实际上是负利率，许多公司在低利率时期进入次级贷款市场，使得利率不太高的次贷兴旺起来，人们借得越多，收益越多。这是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没有意识到的。还有一些公司则是由于放松了政府《高利贷法》（Usury laws）而进入次贷市场的。也有一些传统的放贷机构则比较小心，他们拒绝信用不好的借贷者。

次级贷款的违约率高，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来。在2007年第三季度，可变利率的次级贷款虽然只占美国已发放抵押贷款的6.8%，然而却占丧失赎回权的抵押贷款的43.0%。而固定利率的次级贷款占已发出的抵押贷款的6.3%，占丧失赎回权的抵押贷款的比例低一些，为12.0%。无力还贷，丧失赎回权，这就是危机的种子。

房利美、房地美

房利美（Fannie Mae）是“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简称。这是一个联邦政府担保、股东所有，授权放贷和提供贷款担保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是“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The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的简称。公司的性质与房利美是一样的。“两房”是美国房产市场最大的交易商，它们为抵押贷款市场补充货币供应，使住房购买者获得资金。两家公司的业务操作是在次级市场上购买抵押贷款（抵押品），将其打包，作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在公开市场出售。

什么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就是由房利美、房地美或贝尔斯登、雷曼这样的私人金融机构把银行的抵押品买来，打包成证券，再向市场出售。

芝加哥联邦储备的高级经济学家和经济顾问理查·罗森作了如下一个大大简化了的（假设的）例子：证券发行者募集了1000个抵押贷款，每个价值100,000美元，每个都是30年到期，6.5% 的固定利率。这总共一亿美元的抵押贷款集合起来可以支持1000个债券，那么每个债券的价值是1000美元。在中介机构，包括打包的公司拿走一块之后，支付的利息略低于房主支付的，例如6%的利息。这就是抵押贷款的证券化（Securitization）。当然，实际的抵押贷款证券远比这个例子复杂，例如要考虑打包的抵押贷款有多大的风险，等等。

美国的这个抵押贷款证券市场有多大呢？大约在已发放的11.3 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中占了6.8万亿。这个证券化了的抵押贷款的比例远远大于20多年前的1980年，那时，抵押贷款证券在发放的全部抵押贷款债务中只占12%，而2008年，接近61%。这个市场为什么变得如此之大呢？历史上抵押贷款证券一直是相当安全的，它提供的回报高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由于2001-2004年，美国利率接近历史最低，全球投资者试图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美国政府又大力推销，抵押贷款证券似乎成了比较安全的选择。随着全球投资对抵押贷款证券的需求旺盛，银行就求购更多的抵押贷款，然后打包后再出售。为此，银行就降低门槛，放宽贷款标准。于是，住房贷款不可避免地流到了不能偿付贷款的人之手。市场越来越膨胀，吹出来的泡泡一旦破灭，就足以动摇全球的投资者，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社区银行到德国的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大银行。

一场金融危风暴迟早要来到！

    2008-10-21日《参考消息》刊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l0月19日报道：

         在二战爆发前,斯大林曾准各向德国边境派遣100多万军队以阻止希特勒的入侵。

　　一些有近70年历史的机密文件显示,苏联曾计划用派遣重兵来诱使英国和法国加入反纳粹联盟。

　　在1939年二战爆发的两周之前,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与英国和法国高级官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苏方提出派军队帮助牵制希特勒。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了这些新公开文件的副本。文件显示,如果波兰能首先允许苏联红军过境,苏联就能将其许诺派遣的大量步兵、炮兵和空降兵部署到德国边境。

　　但英法两国政府只是派遣其代表去谈判,却没有授权他们签署约束性协议,所以他们没有回应苏联1939年8月15日的这项提议。不到一周后,斯大林转而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于8月23日签订——距纳粹军队入侵波兰、二战从而爆发还不到一周。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少将列夫.索茨科夫对这份长达700页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英法接受斯大林建立联盟的提议,二战就不会爆发。

　　索茨科夫说:“如果英国、法国和其欧洲盟友波兰严肃地对待这一提议,我们就能在德国面对的两个战线上投入300个师或者更多——是希特勒当时兵力的两倍。这是一个拯救世界或至少阻挡豺狼道路的机会。”

　　但在当时,率领英国代表团的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对苏方代表说,他只被授权谈判,而不是签订协议。当被问及英国军队在西线为阻挡纳粹可能发动的入侵部署了多少军队时,德拉克斯说只有16个做好作战准备的师。英国对逼近的冲突缺乏准备使苏联困惑。

　　苏联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反纳粹联盟众所周知。但莫斯科当年准备到什么程度此前从未被披露过。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西方一直把未能制止二战爆发的原因推归之于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国内对此也有争议。这篇报道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的说法。事实是西方想把祸水东引。

   对此，毛泽东在 1939年9月28日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中说：

   “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星期日电讯报》的报道更证明毛泽东该文的观点是正确的。